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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新一轮大清洗
泰德·格兰特
（1946年10月）
出版时间：1946年10月
出处：《社会主义呼吁》（1946年10月）
翻译：汉文成留侯 校对：汉文成留侯
在过去几周，我们得知俄罗斯发生了新一轮的清洗，波及到官僚体制的各个层级，特别是低层官僚。工业管理人员因涉嫌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不称职、诈骗和滥用国有资金，成千上万地被解职和更换。
在农业领域，集体农场也在经历清洗。克里姆林宫下令发起一场针对“意识形态”倒退的巨大运动，特别是针对文学、艺术、新闻、电影、科学、学校、军队中的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
这些动荡动摇了苏联的政治上层建筑，反映了战后人民的不满。苏联人民在战争期间忍受了比任何其他主要交战国更多的艰苦与困苦。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看到的是，官僚阶层仍然打算维持他们膨胀的生活标准，而苏联人民则继续生活在仅仅比战时稍好一些的贫困和饥饿中。与群众接触的官员，尤其是下层官僚们，他们模仿上级的奢侈生活方式，激起了群众的厌恶和敌意。
斯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群众来恢复官僚体制内的战前平衡。平常的斯大林主义方法正在被运用：将责任归咎于下层官员，指责他们执行克里姆林宫决定的政策。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提倡的民族主义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赞美俄国的沙皇历史，神化像伊凡雷帝[1]和彼得大帝这样的压迫者，以及沙皇时代的刽子手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将军[2]，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为服务于官僚体制的需求和利益而推广的。
然而，虽然在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时，群众能够接受这种民族主义的宣扬，认为斯拉夫民族的优越性有其正当性，但在和平恢复后，他们并不能再为了五年计划下的进一步牺牲而接受这种宣传。工人阶级在俄国的胜利成果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他们将不得不在未来继续忍受更加艰苦的劳动，重建和扩展苏联的力量和工业。因此，为了让工农群众接受这一现实，官僚体制不得不重新提起有关社会主义和未来社会的口号。这也有助于安抚国外工人，他们开始对官僚阶层的奢华生活标准和斯大林主义建立的铁腕独裁政权感到担忧。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只有不同的粉饰。
一些引用可以说明这一过程。外国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共产党的“剧烈清洗”是因为“未能仔细挑选党内和行政人员、知识分子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广泛的贿赂现象”。
根据《布尔什维克》杂志（俄罗斯共产党理论刊物）报道，斯大林哥尔斯克煤炭信托“从未完成其计划”，而是人为夸大生产数字以填补每月的配额。例如，报告的日生产量为544吨，而实际生产量仅为150吨（摘自《时代杂志》9月9日）。
《世界报》在9月13日的报道中提到，苏联总检察长戈列钦[3]已开始进行调查，《真理报》评论道：“党必须在重建国家纪律中发挥主导作用。”
苏联作家联盟已经因“非政治性”将小说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和女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开除。中央委员会批评整个电影产业，特别是指责电影部长博尔沙科夫和世界著名导演艾森斯坦。制作苏联话剧的艺术委员会被指责“试图用有害于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污染苏联公民的思想，复兴资本主义的残余，影响人民的思想和习惯。”
农业领域的清洗也非常广泛。《泰晤士报》9月24日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一项法令，由斯大林和日丹诺夫联合签署：
“该法令关注到管理人员过多，导致集体农场的可分配收入受到损害；大量私占公共土地，超出了法定范围，地方当局将公共土地分配给不同的地方组织；地方国家和党务官员大肆盗窃集体农场财产，某些人甚至像拿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拿集体财产；最后，一些农场在召开全体会议和选举领导人方面松懈，这种习惯使工人无法参与农场的事务。”
“该法令要求立即纠正这些违反集体农场章程的行为，并威胁违规者将受到刑事追诉。它要求立即纠正这些滥用行为，包括将所有未达到最低劳动配额的‘寄生虫’驱逐出集体农场，并通过取消一项战时措施，终止地方当局有权将公共土地占为己有。”
这表明在战争压力下，集体农场的破坏已经相当严重，战时拖拉机和其他农业工具的破坏，土地的摧残以及工业几乎完全转为生产战争物资。由于这些条件的制约，不得不回归到原始的、个体的农业方法，并且产生了个体主义和小资本主义的倾向。越来越多的富有活力和贪婪的农民开始从集体农场中夺取土地，将其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土地上的管理官僚为换取贿赂对这一现象视而不见，甚至许多人也参与其中。
然而，官僚体制并不愿意与这些新兴的“新富农”分享权力。此外，与巨型集体农场相比，个体生产在经济上是非常不划算的。官僚体制一旦有能力，就会反击这些“新富农”。他们在工业未能生产足够的拖拉机以满足集体农场需求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随着一定程度的生产恢复，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械化农业工具的生产，他们开始发起新的运动，旨在恢复集体农场。所有农业中的小资本主义倾向（尽管对工业而言并不重要）将会被无情地打压，就像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中的农业清洗一样。在这一过程中，官僚体制无疑将获得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倾向会被消除或遏制。相反，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它们将会得到推动，但方向不同。远非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朝着更大平等和消除对优待官僚的特权的目标，官僚体制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加剧这种特权。
正如列宁反复强调的那样，这种性质的差异是资本主义差异，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然而，《劳动研究》杂志在1946年7月的期刊中公然声明：
“在这项计划中，战争前苏联组织中某些发展得到了强调。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将作为提高效率和展示技能的激励，预计将增加…对技术人员和组织者的奖励将增加。”
苏联采取的措施的严厉性表明，即使在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特别是士兵的群众不满，他们看到了官僚的谎言和宣传被暴露出来——他们所入侵的国家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短缺和饥饿，工人和农民将继续为工业建设做出牺牲，而群众和官僚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产生了工人和农民的苦涩与敌意。这种社会对立的反响将在长期内产生深远的后果。然而，在短期内，斯大林政权将度过当前危机，远未削弱官僚体制，反而将暂时加强其对国家的控制。群众目前看不到任何替代方案，并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感到恐惧。
尽管官僚体制存在种种弊端，苏联经济仍将取得巨大进展，因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所有制相比，苏联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具有更高的优越性。因此，采取措施消除土地上的私人所有制，并清除生产中的某些低效，将帮助官僚体制克服战后遗留下来的困难以及自身的过度行为。
但即使是巨大的经济进步也无法解决苏联的问题。资本主义差异在苏联社会中的威胁；克里姆林宫专制对苏联人民生活和命运的无控制支配；官僚腐败和特权——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体制产生的后果，仍然存在。这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推翻斯大林官僚体制，并恢复苏联工人的控制，才能遏制并消除这些资本主义倾向。但在这项任务中，工人将需要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帮助。
官僚体制的真正困境及其克服方法，通过斯大林与《星期日时报》记者亚历山大·沃斯特的访谈中所揭示的新立场得到了体现。在一系列显然是斯大林自己安排的问题中，他问道：
“你认为随着苏联向共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苏联与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是否会减少？‘一国社会主义’是否可能？”
答：
“我不怀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一国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像苏联这样的国家。”
这完全是对列宁主义和过去斯大林主义立场的修正。斯大林在1924年首次提出了“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以及他自己过去的立场。
现在，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在单一国家内实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这一观念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它是为了安抚英美帝国主义，表明苏联官僚体制并未回归“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不威胁推翻世界帝国主义，仍然希望与帝国主义妥协，且仍然反对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此同时，它还安抚帝国主义者，告诉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攻击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改头换面的措辞，都是为了欺骗世界和俄罗斯工人阶级。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法，斯大林可以尝试使俄国人民接受新的牺牲和负担。
俄罗斯人民对“社会主义已在俄国实现”这一虚�